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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时兴化县中

1938年以来,日军对兴化多次空袭,头一次就炸坏昭阳小学一个二层新楼的四分之一。空袭规模一般不大,但骚扰日益频繁(当时的防空措施是,发出警报后学生疏散回家,敌机到达后,要求行人隐蔽,街道不通行。家中居民躲在较牢固的盖着厚棉被的八仙桌下,窗玻璃都要贴纸条)。1939年夏,省临中,县中都迁避到农村开课(私立初阳中学挖了防空洞,仍在城边拱极台上课)。

当年兴化的村镇大都是四面环水,下田干活也要用船。学校避空袭迁到湖北庄与东鲍两村,其间来往也都要坐船。县中有三个年级六个班占用了两个庙宇。二年级两个班在东鲍,校部在湖北庄。湖北庄的庙较大,也较富,在东西向主街道中部朝南。进庙后向北有几栋大房舍,已记不清,但有一栋教师集中办公的大房间。西侧有一大方院落,周边有几间可用作教室的大房间和较多的小房间,角上住着胖和尚一家。记得有些教室还放着一些佛像。当时上课吃饭都用课桌,厨房在每个教室准备一桶水供学生饭后洗碗筷。晚上两人合点一只洋蜡,在课桌上自习。余下每人只占一个铺板床位。

那时我上初一。到校较迟,铺位就在教室后端可放几副铺板的空余位置上。

其时族内有一位堂姑上三年级,其母(我的堂祖母)陪她迁住湖北庄,亲友间还请她照顾另外四个中学生,其中有堂兄李德容和我,我们就住回“家”住了。先是租住镇西南河边一农户的两间房,后改租银匠店后用苇帘隔出的两个“房间”;淮阴来的朱玉昆同学的家人也租住在这个银匠店。住在校外可用煤油灯。

教师:徐蔚平师(数)要求很严,对符号数字的书写,也有严格规范,使学生养成不致被人误读的书写习惯。他的父亲是本县最早一辈的教师。 顾有庆师(英),兴化县城沦陷后,在临时组成的“补习班”按英文课本为我们讲授过三角课!还有江先生(国)、蒋校长(史)、王益恭师(体,班主任,王彦昌之父),那时无球场与运动设备,只能跑步、体操与打拳。班上学生可把钱放在王师那里,用纸包好,写明人名与数额,放在一个饼干筒中。同学朱玉昆在家中被铁皮铅笔盒盖的边缘割破手指,出血较多,也是到学校请他处理包扎。王师的家人避居于乡村遭遇匪劫,被威逼折磨,王师回去稍作处理随即返校。(湖北庄也来过劫匪,在停课期间抢劫了城里一旅店店主与庙中胖和尚。)金先生(公民),记得大部分是讲时事与战局(如苏芬之战,波罗的海3小国,英德海战等,大概多是收音机听来的)。音乐女老师高先生。还有一位徐先生教过一段数理方面的课,后去了内地交大。1943年我路过桂林,见到他带一批交大学生在机车厂实习。还有杨先生(几),任厚基师(国),但在校中我未听过他们的课。

外地避难来兴的教师有书画家石楚青师(生物)与教劳作美术的顾(?)先生,他主张劳作课应该开阔实用,不能限于折叠彩光纸(日货)或制作“冥具”。高班生做泥工要从专用工具做起,一位学生用山和池塘的形状做成笔洗笔架,他设法烧制为陶器,作为学生成绩展出,后为“教育厅长”马元放购去。这是学校迁到乡下之前的事,未得亲见。迁到湖北庄后,他教我们用染色的灯草粘拼图画,用麦秆编扇子。顾师曾请石师为他画兰花(水墨),他画好要美术印泥来用印,却从衣袋里取出刻有一个字的铜元大的瓦块,说是村中一向他索画的孩子为他刻制的,慎重其事盖上一个“石”字。

记得同学有:赵迈,陈谔,顾天庆,刘一尘,徐有春,徐东来,王承文,张学曾,宗源,宗邦仁,薛启运,朱启昌,朱玉昆等等。

1937年兴化没有剧场,未演放过电影。无民用电话,城里卖收音机的人兼营出租煤气灯。虽有电灯但只在照明时间定时供电且用户不多。虽有本地报纸,但无有效新闻传递渠道。学校迁至村镇,更为闭塞。校中唯一的新闻来源就是每到新闻广播时间,有空的教师都去听王益恭师的收音机收到的广播。过去的真空管收音机相当费电,大城市还能买到直流电收音机的电池(1.5伏大电池,45伏或90伏电池组),小地方只能用六七十个一号(手电筒)电池装在专用的木箱中供电,初始时用扬声器放给大家听,但过于耗费电池,后来只好改用较省电的耳机,一个人听了再向大家转播。 

以前学校中大都用油印的讲义或考卷:蜡纸放在有许多小突起的钢板上,用金属针写字,每一笔划都有许多穿透蜡纸的小孔,这样涂在蜡纸上面的油墨就能透到蜡纸下面的白纸上,显出字迹。刻写好的蜡纸称为蜡版(也可用华文打字机刻制,但当年学校里多无此装备),语文课江老师有时选几篇较好的作文让长于书写的同学刻写,印发给同学参考。一次,刻写者对其中一篇很不服气,在蜡板上轻轻写了“狗屁”二字,不料也印出来了。有一次,上午第一课上了十几分钟,就响起了下课铃。原来本应摇铃的校工睡过了头,别的校工替他摇了上课铃。前者醒后见过了上课时间立即摇铃所致。于此可见,迁至村镇后难以保持原来的生活工作秩序。

战争期间,总会遇到几次危急情况。我在县中上了三个学期,没有一学期是“平安无事”度过的。形势变化急剧,按当时的通信交通条件,很难应对。来不及派人进城请示或请求上级部门批审。说穿了,上级单位有发号施令之权力,也缺少有效应对的能力,至少它不掌握急剧变化的现场情况。让同学疏散回家,也要做许多工作,需要相当的时间,不是只宣布“停课”就够了。记得有一次还发了转学证书(曾有一借读生与校长争吵故有印象)。有一次是让学生请假,而不提“停课”[朱玉昆刻了个“王文”(对称易刻)的图章,请房东银匠为他请假]。历次应对情节已记不清。1940年5月23日日军攻入县城,数日后退去。消息是逃离县城的船传到湖北庄的。外地同学李兴悌的家长,在离城的船上被日军杀害。

那年记得是大旱,还有飞蝗(市志未载不知是否记错)。湖北庄出现霍乱,每天都增加几个患者。王益恭师曾通知堂祖母当前情况,交代一些注意事项,还留下一小包过锰酸钾,说有杀菌功能,但一缸水只能放一小粒,多了不能用。后也有学生得病送回城里。村里人的办法是大规模迎神游街。此后我们都回到城里,不幸堂祖母已染病,请来当地开业西医,只能注射几针葡萄糖,还是病逝。她是为照顾我们几个孩子上学而在湖北庄染病的,她孙辈只有一幼小女孩。按当地习俗,丧事所烧纸钱要逐页由男性折叠一下才能生效,我承担了大部分此类任务。还要为死者烧一些生活用具与房舍的纸质模型(顾师所称“冥具”),我也做了几件加进去。此次瘟疫,我们的家族“大院”还有一位堂婶患霍乱病逝,家中只留下四个比我小的孩子。当地个体西医对霍乱都没有适用药品,束手无策。但县医院,则买木炭,做蒸馏水(李德容曾去帮忙,故我得知此事)以赶制大量食盐水注射液,治愈了不少病人,其中就有在湖北庄染病的学生。

二年级时在东鲍上学。常驻的老师有朱先生(国),杨胤臣师(英),余联寿师(数理)等几位。东鲍的庙较小,在镇的北端,庙内建筑由南向北排开,两个大殿是二年级两个班的教室。北面大殿是两层楼,楼上用作男生宿舍,楼上西侧一间堆放庙中杂物(曾发出异味,请僧人打开后,见一死猫),楼下是教室,东西两端各连通一小间,与之相邻还各有一间小屋,均供女生居住。到西侧小屋的过道还通向厕所,那里还放了一些棺材。庙内两侧的厢房供教师职员办公与居住,还有伙房与厨师(好像是由一家人承担)。一位瘦弱的僧人(看来相当贫困,他曾拿着几颗花生和一个镊子想请同学为他拔睫毛,大家都不敢拔),和他的幼小徒弟也住在庙内。庙北就是东鲍镇北边河岸。

这学期我住校,楼下上课楼上住宿。每晚熄灯前,有教师来点名并督促熄灭蜡烛。   

1940年秋,国民党军与新四军在黄桥(兴化南偏东约八十余公里)作战,国民党军大败,按市志记载,十月下旬新四军已抵达兴化东三十余公里的戴窑,逐步向西推进。在东鲍(城东约六公里)只知国民党军黄桥大败。直到新四军已接近东鲍,国民党增加守军,在校后河岸还架设了重机枪,才立即停课组织疏散。约在十一,十二月间。抗战期间兴化县中的教学活动恐到此为止(后来未闻东鲍有战事)。

1941年02月20日,日军攻占县城。此后只能在临时组成的补习班里听一些课。初中三年级上学期是在迁到上海法租界的扬州中学泰校(经泰州迁沪部分,另有一迁沪部分在公共租界),全校在高乃依路租用了一“花园洋房”,教室有限,各班每天只上半天课,同学间交往较少。但这学期也未能上完,1941年12月0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,同时(08日晨)进占了上海租界。此后我也回到兴化。一段时间后已无煤油供应,只能用植物油灯盏照明了。

高中的主要课程主要是在小补习班学习的,这是学生教师自行组成的授课组,也许称作“私塾”(但绝非家塾或家庭教师)更为恰当。原来的教师怀着想多少做些有用的事的心情,与出于对自己或亲友的子弟乃至得意门生关心与期望,只有几个学生也愿正规地开课。那时我家也准备了一块黑板,有些课就是在我家上的。曾听过任厚基师与刘嘉祥师等多位老师的课,受益甚丰。补习班的语文教学取材较广,除常见“古文”外,记得还讲过《天演论》,林琴南与蔡元培间关于白话文争论的书信,史可法《致多尔衮书》,最长的诗《秦妇吟》等。1943年深秋,与几位同学去内地,我于春节后才抵达昆明。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,复习高中课程,较轻松的以较高成绩保送升入联大。看来不到两年的断续补习班的教学水平绝不低于一般高中。

抗战时期,兴化县中经历了罕见的艰困局势,特别是避居农村开课的那不到两年的时期。那时校内师长需要多次应对许多危急的势态。承担的职责,远远超过传业解惑。八十年来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变化,当年特别是战时的情景,恐现已难以想象。城镇建设的快速进展,使城市农村面貌一新。水利整治,使河汊纵横的水乡的地形地貌,也有了重大改变。战前遗迹存留不多,文字图片资料也有待收集整理(涉及地理位置时,似宜用GPS或卫星图片,并参考几个理应受保护的地点,因为地形地貌及建筑都在变化)。现在亲历40年代前后的人还有一些,也许还能收集到一些有用的信息资料。在此我只有一些零散的回忆,记忆所及恐有意义者不多,谨供有心人参考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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